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見證、虛構與歷史的暗門

帕慕克：見證、虛構與歷史的暗門
　　《紅髮女人》是帕慕克的第十本小說，四十年的寫作生涯，讓他幾乎成?瞭伊斯坦佈爾最知名的代言人。回望歷史的時候，他給人的印象是感傷的，“呼愁”的概念因此廣?人知。但對於土耳其的政治現實，他也有他的憤怒。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對《中國新聞週刊》述說瞭對於故鄉複雜的情感
　　本刊記者/劉遠航
　　伊斯坦佈爾分成三個區：位於歐洲的舊城區和貝伊奧盧商業區，以及位於亞洲的於斯屈達爾區。帕慕克的住所位於伊斯坦佈爾歐洲的這一側，近處是舊城，他經常透過窗戶向外看，從傢中望出去，可以看到拜占庭時期的圓頂教堂和清真寺，隔著博斯普魯斯海峽遠眺，對岸就是亞洲。帝國記憶和東方景觀都曾經是日常空間的組成部分，但這些事物逐漸被現代生活所取代。和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樣，他凝望著那個象徵現代的西方，也被西方所審視。
　　30年前的夏天，帕慕克透過窗戶，看到一個挖井的師傅正在帶著他的徒弟一起打井。當時，這位從小就接受瞭西化教育的土耳其作傢正在創作自己的第四部小說《黑書》，他將自己關在房間裏，卻對窗外的這個場景產生瞭很大的興趣。幹活的時候，師傅對徒弟多有批評，但不幹活的時候，他們一起看電視，又變得情同父子一般。這門古老的手藝仍未失傳。
　　“我喜歡那些正在消逝的事物，也曾見證過許許多多的技藝與行當成?過去。”通過Skype，帕慕克對《中國新聞週刊》這樣說道。他一次次投入到虛構之中，化身成《寂靜的房子》裏看守舊宅的僕人，《我的名字叫紅》裏的畫師，《我腦袋裏的怪東西》裏叫賣傳統飲料的街頭小販。在不斷搜尋和重返的過程中，歷史的暗門終於打開。
　　在新近出版的小說《紅髮女人》中，30年前的那個窗外場景變成瞭小說虛構的起點。此外，帕慕克還採訪瞭很多仍在從事挖井行業的人。透過父子關係的視角，他依然將目光投射到更加迫近的現實衝突與文化身份的問題之中。
　　這是他出版的第十本小說。四十年的寫作生涯，讓他幾乎成?瞭伊斯坦佈爾最知名的代言人。回望歷史的時候，他給人的印象是感傷的，“呼愁”的概念因此廣?人知。但對於土耳其的政治現實，他也有他的憤怒。
　　“帕慕克一直在用各種方式對國內表達一種批判，並沒有退縮。這本書還是有點回歸他更早期的風格，更加地充滿隱喻，有很多關於孿生、鏡像、複製和模仿的話題。”《紅髮女人》的責任編輯李琬對《中國新聞週刊》 這樣解釋。
　　鏡子
　　對影像的迷戀早在他幼年便已開始。在上世紀60年代的土耳其，照相術進入瞭中產階級傢庭的生活，對幼年的帕慕克說，照片中的兒童，那就是他自己。而在這個孩童的腦子裏，一直有著另一個自己，另一個空間和生活。
　　那時候，帕慕克會玩一種有趣的遊戲。他在母親的梳妝檯上，擺弄兩翼的鏡子，讓兩邊的鏡子相互映照，便出現瞭無數個自我的鏡像，還能看到後腦勺。他沉醉在自己的倒影中，感覺身體如同一個陌生人。
　　七歲的時候，帕慕克對繪畫產生瞭濃厚的興趣。後來，他開始畫伊斯坦佈爾這座現代與過去相互交雜的城市。那是他第一次瞭解到藝術的祕密，以某種疏離的方式實現瞭對真實的捕捉。他試圖模仿某個成熟的畫傢，以此形成自己的風格，但最終陷入瞭自相矛盾的境地——唯有靠模仿他人，方可取得自我認同。
　　十歲的時候，父親給帕慕克買瞭一臺相機。拍照成?瞭現代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帕慕克對於它的留存影像功能感到驚奇。影像世界呈現的是摩登風尚之下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狀態並不一樣。幼年帕慕克面對影像中的自我，有時會感到焦慮。這些照片成?瞭記憶的一種形式，人們藉此修復當下，並與未來對視。
　　事實上，帕慕克一直在尋找某種形式。他所面對的是一個現代與傳統並存的土耳其，文化差異構成瞭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他對《中國新聞週刊》提到，如今在慶祝傳統宗教節日的時候，人們會喝烈酒，而這原本是被明令禁止的行?。傳統的土耳其烤肉(Kebap)用的是牛羊肉，但是現在也會用魚肉。
　　帕慕克最終放棄瞭繪畫，選擇瞭文學。在毫無藝術土壤的國度，繪畫和文學都不是容易維生的職業。他的父親在上世紀40年代的時候曾經想要成?一名詩人，但最終還是走上瞭經商的道路，隻留下瞭一個裝有手稿的手提箱。
　　寫作，就是要將凝視內心的眼光轉化?語言，去挖掘自己內在的第二自我。帕慕克後來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這樣說道，並援引一句土耳其古諺，將寫作比作用一根針來挖一口井。
　　而在《紅髮女人》中，作者無意中在寫作和挖井這個古老的行當之間重新建立瞭聯繫。作?學徒的主人公不小心傷害瞭父親一般的挖井師傅，而在多年之後的一次重返之行中，失散多年的兒子成?瞭他搏鬥的對象。
　　更?關鍵的是，帕慕克將《俄狄浦斯王》和《列王紀》中的父子相殘作?與現實相對應的兩種鏡像文本，試圖以此呈現土耳其在文化身份層面的曖昧情況，並映射出政治衝突的文化根源。
　　虛構
　　和相機一樣，現代小說同樣是舶來品，帕慕克經歷瞭從模仿他者到表達自我的過程。在青年時期，他通過大量閱讀完成瞭作?小說傢的自我教育。在寫作的早期階段，他的作品仍然可以看出19世紀歐洲現實主義的風格影響，但很快，對於形式的實驗和探索讓他得以確立自己的聲音。
　　“我所有的小說都是不一樣的，它們可能在精神氣質上具有某種一致性，但在形式上，我一直在進行新的嘗試。某些主題可能會重複出現，比如身份、對立、歸屬、個體，它們構成瞭我的小說。”帕慕克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道。
　　與之相呼應的是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在這個地處亞歐交界的國傢，二十年來，經濟經歷瞭爆炸性的增長，舊式的風尚不斷消逝，變革的傳統和席捲一切的潮流都讓帕慕克經常感到疑惑，究竟發生瞭什麼。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土耳其是被外界忽視的，“沒有什麼人關註這個國傢的故事和文化”。
　　藝術作?迴應這種現實的方式，和宗教一樣，也是應對生命焦慮的一種方案。帕慕克來自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傢庭，他最終選擇瞭文學。在歐洲和美國，他常常被問及自己的信仰，這位作傢的回答說是小說。
　　帕慕克不止一次提到虛構的方法和意義。在他看來，一部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一棵果樹，那些果實已經在作者的心裏，作者需要不斷髮明新的樹幹與枝杈，這些樹幹和枝杈就是故事本身。與許多作傢不同的是，他在寫作伊始就有瞭很多理念，那些故事和逸聞則將這些理念聯結在一起。
　　通過那些兇殺案、暴力事件和情愛糾葛，帕慕克將目光落在瞭歷史的深處。“歷史在我的寫作中總是如影隨形，比如傳統、語言和身份。你的知名度越高，讀者們就越期待你能在寫作中去觸摸歷史，並對這些問題進行呈現和迴應，所以我寫瞭《我的名字叫紅》。”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道。
　　禁忌
　　儘管帕慕克在2006年獲得瞭諾貝爾文學獎，但他並沒有像人們想象中的那樣成?這個國傢裏被普遍認同的驕傲。至今仍然可以在網上看到十多年前有關他的爭論，這位擁有國際聲譽的作傢究竟是土耳其的英雄，還是叛徒？
　　反對者聲稱，儘管帕慕克在寫作層面擁有足夠的才華，但他也是一個投機者，積極地向歐美世界兜售自己，如同那個與魔鬼簽訂生死合同的浮士德，而且自視甚高，總是帶著俯視的精英眼光打量著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正是這樣的民族主義論調，讓閱讀帕慕克成?瞭一件敏感甚至危險的事情。據一位發帖者稱，如果老師發現有學生正在閱讀帕慕克，很可能會給學生打低分。
　　爭議緣起於2005年的一次採訪，帕慕克提到瞭一百年前奧斯曼帝國軍隊針對亞美尼亞人所進行的大屠殺，因此招致國內右派的嫉恨，並被反恐官兵的烈屬控訴，罪名是“侮辱國格”。在個別地區，他的著作被焚燬。一位同樣認?屠殺事實存在的記者在2007年被槍殺，嫌疑犯在法庭上聲稱下一個目標就是這位作傢。
　　“我是個普通人，也會對人身攻擊感到憂懼，害怕自己會因此入獄。”帕慕克對《中國新聞週刊》坦然承認。這次事件並沒有給他的寫作帶來多少影響，但讓他在伊斯坦佈爾的生活增加瞭陰影。政府一度?他安排瞭安保人員，此後的這些年裏，他仍然僱傭保鏢。他有時候覺得自己已經不需要瞭，但身邊的朋友們堅持要他多加小心。
　　虛構與現實的界限常常在政治與文學的糾纏中被打破。上世紀80年代初，帕慕克的第二本小說在完成之後始終無法發表，因?故事的主人公是馬克思主義者。1985年，哈羅德·品特和阿瑟·米勒來到土耳其，與被關押的土耳其作傢見面，負責陪同的正是會說英語的帕慕克。90年代中期，帕慕克寫瞭一系列文章，對土耳其政府進行批評。2002年，他出版瞭政治小說《雪》，在國內遭到集會抗議。
　　帕慕克感到言說的困難。他的言論被一些右翼控制的媒體放大和曲解，讓他不斷陷入漩渦之中。有時他不得不解釋，自己並不是一個?政治寫作的人。但與政治的糾纏則讓他和米蘭·昆德拉、大江健三郎和拉什迪等作傢一樣，成?瞭特殊名單上的一員。他像是《雪》中的那位主人公，不得不暫時離開瞭這個國度。
　　文學本是政治，帕慕克這樣描述，小說藝術的運作機制是通過他人的視角審視這個世界，而這不僅僅與自我有關，本質上關乎政治。但面對現實中的暴力衝突，他有時也感到一些無力。
　　“文學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呈現我們身處社會的現實狀況，不斷與人性進行互動，探索著我們的精神狀態。但當槍彈對準瞭彼此，炸彈不斷爆破，文學便被擱在瞭一旁。”帕慕克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道。
　　他依然不肯保持沉默。2016年，土耳其爆發瞭一次軍事政變，儘管最後以失敗告終，還是導致瞭265人死亡，2800多名參與者被捕。儘管帕慕克一直對政府保持批評的態度，但他也並不認同這種暴力恐怖的方式。不過，在政變失敗之後，政府又以此?藉口來排擠和打壓反對力量。一些作傢和媒體人原本與此毫無瓜葛，卻因此被捕入獄。提到這件事的時候，帕慕克同樣表示瞭憤懣。
　　儘管帕慕克曾經表示，自己在寫完《雪》之後，不會再嘗試政治小說瞭，但其新作《紅髮女人》中文版的編輯李琬認?，這部新小說仍然是他對於政治現實的一次迴應。他知道，面對紛亂的社會現實，小說傢既非英雄，也不是叛徒。
　　如今，帕慕克仍然堅持著批判的立場，抗議政府對於言論自由的管控。儘管他有著非常高的國際聲譽，但生活在這個國傢，這座城市，他知道自己同樣無法逃脫某種意義上的控制。“情況很複雜。”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然後終止瞭這個話題。
　　消亡
　　現在，帕慕克已經六十六歲瞭。他每天七點起?，除瞭需要在電腦上回復郵件，他仍然用手寫的方式寫作。書房裏的藏書數量隨著年紀的增加而不斷增長，現在已經有兩萬多冊。他曾經生活在一個子女?多的大傢庭裏，但如今，這些已經成?過去。
　　帕慕克從一個接受西化教育的新人類走上寫作的道路，在寫作中回到土耳其，成?時代變遷的見證者，最終，又變作瞭消亡的一部分。他承認，自己的小說往往帶有一定的自傳性質，現實與虛構有時也會糾纏不清。
　　時間變得更加珍貴。父親去世的時候，帕慕克曾經感慨，每一個人的死，都是從他父親的死開始的。當然，他自己也成?瞭另一個人的父親。文學仍然佔據著生活的絕大部分，他很少出門，深知寫作需要持久的耐心。
　　有時候他顯得不太懂人情世故，不善於辭令。據一位熟悉他的作傢朋友透露，他身上有一種孩子氣的天真幼稚。2008年訪問中國的時候，負責接待的人對這位大作傢的印象也是不按常理出牌，有時會忽然消失不見，讓接待方無所適從。
　　當時，尹婷婷以記者的身份參加瞭帕慕克在北京的幾場活動，後來，她成?瞭《紅髮女人》的譯者。出版社輾轉聯繫到她的時候，她正在土耳其，剛剛讀過帕慕克的這本新作，被書中的故事深深吸引。
　　“相比帕慕克的其他作品，《紅髮女人》的語言更加簡潔，少瞭以往作品中司空見慣的長句，而多用簡單明瞭的短句。不過敘事依然具有鮮明的帕慕克風格，故事看似簡單，過程和結局卻往往出人意料。”尹婷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道。
　　轉眼間，十年的時間過去瞭，帕慕克在中國已經有瞭更?廣泛的知名度，他筆下的伊斯坦佈爾和喬伊斯的都柏林，以及伍爾芙的倫敦一樣，被賦予瞭特定的美學內涵。對他而言，這座城市閃爍在歷史的暗門和復刻的記憶之間，與他存在著微妙的聯結，而帕慕克的讀者們在他的作品裏，同樣發現瞭消亡的祕密，以及某種永恆的東西。
　　《中國新聞週刊》2018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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